8月22日，演员刘烨在《人民日报》刊文《中外光影之中，历史记忆永存》。
刘烨说，20余年的演艺生涯中，他塑造过许多角色，也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。然而，最让他无法忘记的并不是扮演英雄，而是一部讲述抗战时期普通中国人遭遇的电影——上映于2009年的《南京！南京！》
“拍摄电影，记录史实，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，我们和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。也是为了提醒人们，恶魔从未真正远去，它潜伏在人性的阴影里，潜藏在偏见、狂热与麻木之中，等待被遗忘、被忽视、被纵容的时刻。”
刘烨表示，这部电影能够引发广泛回响，正是因为各国人民对这段历史有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共鸣。
“也正是因为共通的记忆和情感，拍摄反法西斯题材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持续的表达”。
刘烨 资料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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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生在“新中国电影的摇篮”长春电影制片厂（前身为东北电影制片厂）。从小，我就有机会观赏各类影片。摄影棚和道具车间里的各种飞机大炮，让我们这群男孩儿流连忘返。我们最爱抗战题材的电影，每当有抗战电影放映，我和小伙伴们都会早早跑到电影院，抢占最好的位置，兴奋地看着银幕上的英雄们怎样运筹帷幄、痛击侵略者。在厂里一遇见饰演英雄的叔叔阿姨，我们就追上前，问台前幕后的故事。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拍摄、讲历史、讲中国人的抗战精神。光影流转，在长辈们的娓娓道来中，一群半大孩子默默做着英雄梦。
从上世纪40年代末起，长影推出许多优秀的国产抗战电影，像《中华女儿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赵一曼》《两个小八路》等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。这些电影影响了一代代中国观众，也伴着我和同龄人长大，片中的许多台词都成了我们儿时的游戏“剧本”。那时，总会有一个“不幸”抽中敌人角色的小伙伴不甘心地嘟囔：“高，实在是高。”然后另一个扮演英雄的孩子就会高声说出那句经典台词：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我是李向阳！”
在我成长过程中，除了国产抗战电影以外，反法西斯题材的译制电影同样脍炙人口。比如诞生于1966年的法国影片《虎口脱险》，讲述1942年英国空军一架轰炸机在巴黎上空被击中，机上乘员在巴黎市民的帮助下突破纳粹围追堵截、成功逃出法国的故事。影片的惊险紧张让我们捏一把汗，诙谐幽默又让大家捧腹大笑，直呼过瘾。
高中毕业后，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，之后进入国家话剧院，成为一名演员。20余年的演艺生涯中，我塑造过许多角色，也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。然而，最让我无法忘记的并不是扮演英雄，而是一部讲述抗战时期普通中国人遭遇的电影——上映于2009年的《南京！南京！》。和儿时观看抗战影片时受到的鼓舞不同，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极为痛苦，因为它触及的是中国人心头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，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。
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由陆川执导，以南京大屠杀惨案为主题。我在片中饰演一名普通的中国军人。参与影片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深知这段历史的沉重，从服装、化妆、道具到布景，每一个细节都极力贴近真实。也正是这种真实感，把我一步步推进了历史的真实：侵略者的残暴面容、带血的刺刀、人群绝望的呼号、孩子撕心裂肺的啼哭……这些场景，一次次将我拖回30多万同胞坠入的深渊。哪怕摄影机停转，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。痛苦、屈辱、愤怒、绝望……拍摄过程中的记忆是沉重的，我甚至数次想退出拍摄。不只是我，剧组中许多演员都因那段经历严重失眠，久久无法平复心情。
哪怕我们力图最大程度还原那段历史，最大的感受仍是：“很难想象！”——很难想象1937年那个冬天，南京城沦为怎样的人间炼狱。而这一切，距离我们不足百年。当年的幸存者如今也纷纷年届九十，他们或许已经无力诉说自己经受的残暴罪行，但记忆还在。他们是否仍被梦魇折磨？是否还会时常恐惧？
拍摄电影，记录史实，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，我们和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。也是为了提醒人们，恶魔从未真正远去，它潜伏在人性的阴影里，潜藏在偏见、狂热与麻木之中，等待被遗忘、被忽视、被纵容的时刻。
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上映后，在多个国际影展中获得荣誉。2023年，聚焦娱乐影视行业、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刊物《综艺》（Variety）评选全球影史30部最佳战争电影，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名列其中。这部电影能够引发广泛回响，正是因为各国人民对这段历史有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共鸣。记得2011年，我和美国演员梅丽尔·斯特里普一同参加在北京举行的“中美文化艺术论坛”。2005年，我们曾在电影拍摄中有过合作。重逢时，我将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的光盘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，郑重地赠予她作为纪念。斯特里普感动地说，她愿意更多地了解中国，包括中国的历史。
也正是因为共通的记忆和情感，拍摄反法西斯题材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持续的表达。从1940年至1945年，约有300部反法西斯题材电影问世。迄今为止，全世界电影人共拍摄1300多部反法西斯题材电影，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。据互联网电影资料库（IMDb）统计，标注“反法西斯”标签的电影、电视剧和短片已超过4900部。也正因为拍摄另一部中国抗战题材电影，我有幸和年轻时的偶像、美国演员布鲁斯·威利斯合作。我问是什么让他不远万里来中国拍这部电影？他的回答让我感动：这个题材属于全世界，每个人都应该参与，不论身处何地。
为了解更多中国以外的反法西斯故事，我游历欧洲，去探访一些还在的人和事。边境线上那些冷冰冰的碉堡、工事，仿佛都在提醒我们：那段历史并不遥远。后来，我陆续观看了《斯大林格勒》《桂河大桥》《美丽人生》等欧美反法西斯题材影片，它们的故事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有不同，但核心表达是一致的——记录、反思这场给人类带来浩劫的灾难。
2017年，我和太太安娜专程前往法国巴黎，拜访玛瑟林·伊文思女士，她是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·伊文思的遗孀。1938年，正值中国抗战的艰难时期，伊文思先生来到中国，用镜头记录下台儿庄战役等无比珍贵的军民抗战史料。这些影像也成为那个时期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。
玛瑟林女士的家中摆放着中国瓷器，墙上挂着刺绣和画家黄永玉专为她创作的中国龙画作。老人家很高兴看到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年轻人，为我们讲了许多她与伊文思先生在中国的往事，讲了许多他们和中国人的友谊。看得出，她很珍视当年在中国结下的情谊。当我对伊文思先生在中国拍摄抗战影像资料表达尊敬和感谢时，老人家只是微笑着拉起我和安娜的手，温暖地说：“要记录，要记忆。也要爱，要互相爱。”
2018年，玛瑟林女士去世了。今年7月2日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幸存者照片墙上，又熄灭了两盏灯。历史的亲历者们正逐渐远去，但记忆不能忘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去记录，去记忆，也要像玛瑟林女士说的那样，要爱，要互相爱。
（来源：人民日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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